■本报记者 范昕 邵岭
巴黎时间4月15日,一个令全世界心伤的日子。举世闻名的大教堂——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,从黄昏烧到午夜,屋顶和塔尖被烧毁。
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同时,也进一步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。业内人士指出,如何从不同层面上给予重视,通过现代技术手段,既防止灾难的发生,也尽可能在灾难发生后减少损失,正是我们需要借此事件积极思考的问题。
多少文化遗产曾在大火中损毁,梵高、莫奈、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均未能幸免
巴黎圣母院的这场大火,让人们不免联想起2018年9月2日巴西国家博物馆火光冲天的那一夜。彼时,那座前身为“皇家博物馆”的建筑连同两百年来两千万件藏品中的90%都转瞬化为灰烬——可以说,一个国家近乎全部的文化记忆,就此烟消云散。
值得引起关注的是,给人类文明以重击的两场大火,并非历史上的偶然。时光的浩瀚长河里,多少文化遗产毁于大火,多少艺术品付之一炬,成了人类永远的遗憾。159年前,那场延续了三天三夜的大火永远地烧毁了圆明园;放眼世界艺术史,莫奈、梵高、委拉斯凯兹等艺术大师的名作都未能幸免于火灾。
莫奈的两幅《睡莲》,就曾毁于火灾。1958年4月15日,因安装空调的工人休息期间抽烟,烟蒂掉落点燃帆布,引发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二楼的一场火灾。一幅长约18英尺的《睡莲》以及一幅小版的《睡莲》都遭损毁。虽然在随后的三年中,博物馆一直试图修复这两幅画作,但终在1961年宣布,它们无法修复。
梵高的《上班途中的画家》也在这份不幸的名单中。这幅作品原本保存于德国柏林国王-弗里德里希博物馆,毁于二战中的一场大火。它是梵高众多自画像中的一幅,创作于1888年,描绘了画家手拿画具走在去蒙马儒路上的场景。
委拉斯凯兹的巨幅绘画《宫娥图》同样曾历经大火的淬炼。1734年,马德里的阿卡萨宫失火,宫人拼命转移宫中画品,提香、丁托列多、维罗尼、凡·戴克、拉斐尔、博斯、勃鲁盖尔等人的多件作品却仍被卷入熊熊大火。委拉斯凯兹绘于1656年的《宫娥图》在这场大火中被拯救了出来,但还是受到一些损毁:画边必须切下,部分地方需要重绘,包括小公主的左脸。日后经过艺术家的重新修订,这幅作品才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模样。
历史长河里的人类文明结晶没有副本,但今天的技术可以对其进行备份
在业内人士看来,水灾、火灾、地震、战火、偷盗等种种原因都给文化遗产致命一击。而对于古建筑尤其是成为博物馆的古建筑来说,尤其需要对火灾这一威胁提起十二分警惕。一方面,多为木结构的这类建筑本身防火条件较差,丝质、棉麻制品、古旧图书、纸质资料、漆雕等藏品以及多为木制品的陈列架也均为可燃物;另一方面,建筑内的用电设备容易在展出等临时用电增大的情况下,负荷量过大,短路起火。
任何天灾人祸,对于没有副本的古代艺术品来说,其损失都是不可想象的。新近出版的《失落的艺术》一书就向人们揭示,若将全世界不同时期失落的艺术品汇聚在一起,构成的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艺术史负空间——比如,达·芬奇失落了的巨型雕塑《斯福扎马》应该与《蒙娜丽莎》同等重要,毕加索焚毁的《朵拉·玛尔》应该骄傲地挂在他的《玛丽·特雷莎·沃特》旁边。该书作者美国学者诺亚·查尼指出,这座“失落艺术品博物馆”的经典藏品数量,超过全世界现有博物馆藏量的总和。它刻骨铭心地提醒着世人,人间珍宝得之难而失之易。
金陵美术馆馆长刘春杰表示,如果说过去受限于技术条件,面对艺术品可能面临的失落,人类无能为力的话,那么今天的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。他特别强调了备份意识,认为和100年前、50年前或者20年前相比,今天每一个美术馆和博物馆都应该把自己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备份。敦煌这些年来不仅做了复制品,而且还把壁画做成了三维影像,通过数字化把壁画永远保留下来。金陵美术馆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,把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。这样做一方面易于艺术品的传播和交流,同时一旦原作有了问题,也为未来保留了它们的样貌,从而防患于未然,不仅藏品发挥更大作用,同时使作品的生命力得到延续。
艺术评论家、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认为,对于文化遗产保护,如何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提醒全社会来关注,值得深思。其中,既包括唤起人们思想认识层面上的重视,也包括技术层面建立起人防、机防、物防等多重防护体系。各国之间应就文化遗产的安保问题加强联动、合作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妨发挥重要作用,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则方面提出更加严格的常态化要求,确保万无一失。陈履生强调,充分做好灾害处理的应急预案,也应被视作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如果没有这样的预案,灾害到来之时,人人都将措手不及。“文化遗产是全世界共享的。在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中,每一个人,每一个国家,每一个社会组织,都应有责任来承担,都应切实而有效地落实。”
■本报记者 樊丽萍
法国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突遭火灾,令世人扼腕。尤其是建筑中部的尖塔,已在这次大火中倒塌。“这个倒塌的尖塔,在建筑史上是很有故事的。它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建筑大师维奥莱-勒-杜克的标志性作品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常青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,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,1345年完工后经历了五个世纪的风雨剥蚀和人为损坏及维修等变迁,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,它曾遭遇严重破坏,后又经历大规模修复。
美丽的尖塔源自勒-杜克修复
常青教授的专业合作者之一、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本杰明·穆栋,曾任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负责人。
穆栋曾在多个场合讲起过勒-杜克当时修复尖塔的故事,并在常青担任主编的《建筑遗产》学刊上,对这一修复过程进行了完整而详细的叙述。原来,当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1831年出版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取得巨大成功后,人们开始对这幢中世纪建筑投来了关注的目光。彼时,巴黎圣母院的破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。
同一时期,法国开始进行国家文物清点,设立了文物建筑总监一职,并成立了文物建筑委员会。1842年,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竞标结果公布,265万法郎的预算资金也迅即到位。结果,年仅30岁的勒-杜克赢得了合同,此前他曾与合作者负责维孜莱教堂的修复。
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程从1844年4月20日开始,直到1864年5月31日结束。修缮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,各项工程花费总计800万法郎。穆栋说,整个修复工作是在勒-杜克极端严谨的指导下进行的,最好的例证就是“尖塔修复”。在仔细研究了13世纪的圣母院遗迹后,勒-杜克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推断出建筑的最初格局。他通过结构分析,找到了废墟的薄弱之处以及可能的病因,由此制定了复原计划,其中包括必要的改动和一系列加固措施。在对圣母院外轮廓进行整体考虑时,勒-杜克认为,有必要把尖塔适度提高到13米。后来,“尖塔修复”被他收录在其著作《11世纪至16世纪法国建筑词典》中。
所以,正是勒-杜克的这一版修复,让巴黎圣母院有了一座美丽的尖塔,在第一时间就能吸引游客的注意。但这美妙背后是建筑师的严谨,勒-杜克娴熟地运用历史分析、结构分析、建筑分析等方法,为这一修复工程注入浪漫的创意。
法国完全有能力让巴黎圣母院恢复原貌
穆栋曾援引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马塞尔·奥贝尔的话评论勒-杜克的修复工作:虽然有些原则仍值得商榷,但修复中所体现出的诚意和天赋值得所有人尊重。这是19世纪最具象征意义的修复,同时它也见证了文物建筑保护部门的诞生,从而成为这段遗产保护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常青说,勒-杜克在而立之年领衔这一修复工程,通过缜密的考证和推理,提出了不应抱残守缺,而要创造性修复的思想,以重现历史建筑原初的精神风貌,与中世纪的伟大工匠跨时空对话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。而尖塔正是勒-杜克根据所留残迹所作风格性重建的一处重点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,这位大师受到过学界的一些关于原真性的质疑和批评。“我们不必用今天的原则和标准去苛求前人,毕竟尖塔早已成为了巴黎圣母院整体艺术价值不可分割的载体。”
巴黎圣母院这栋哥特式建筑既是法国的著名景点,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建筑文化遗产。对此,常青表示:“从目前的修复技术和水平来看,法国建筑界和文物修复界完全有能力让巴黎圣母院恢复原貌,尖塔的修复自不待言。”
■嘉 宾:曹永康(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)■采访者:沈湫莎(本报记者)
尽管法国官方还没有公布此次巴黎圣母院火灾的确切原因,但人们相信,火灾很可能与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有关。据当地媒体报道,火势是从尖顶开始燃烧的,蔓延后火苗又从两座钟楼间窜出。截至大火扑灭时,巴黎圣母院主体结构得以保存,但天花板被烧穿了三分之二。
那么,为何不为古建筑加装现代化的保护“利器”呢?曹永康解释,一个主要原因是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,如果喷淋了水,就算火被扑灭了,木结构也会遭到严重损害,意义不大;另一个原因是,喷淋的水管、烟感的布线与古建筑的历史风貌格格不入。
据悉,上海约有不可移动文物3000多处,其中木结构建筑占40%,曹永康主持了其中不少建筑的修复工作。他说,目前古建筑的防火保护主要靠严格的管理。比如,明火不能进入修复施工现场,如必须进入,则要遵循十分复杂的施工流程。
不管法国人如何修复,和100多年前的那次修复相比,如今建筑学家能够用到的科技手段很多。曹永康举例说,仅测量这一块,以前都是由人拿着皮尺去测,而现在,无人机、激光、红外线都可以对建筑进行点对点地精准测量。
2015年,法国建筑学家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激光扫描,其三维模型已经被存档,这项技术能够精准、快速地获取建筑的三维几何信息。这意味着,至少在外观上,修复的巴黎圣母院可以做到和大火前一模一样。曹永康还发现,有些网友建言,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可以与法国本土游戏公司育碧合作,理由是育碧的游戏《刺客信条大革命》中,曾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完整复原。这款作品也被誉为巴黎的活地图。而在上海,梅兰芳故居修缮、泗泾民居测量等古建筑保护时,也已经用上了这一技术。